治绩考核，自古以来等于官员考核主意。清代由于十分爱重县级“亲民”官员的行政包袱，因此对于州县官员的考核更为严格。清代的州，粗陋至极至今天的县级市，多设在地舆要冲和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地位热切的场地。对州县官员的监管，主要体现为包括考核在内的各式行政问责。清代州县官的职责有哪些？何如考核州县官？沿途来望望吧。

“县官”“州县官”的称谓，在清代践诺上包含了县、州、厅三种行政实体。据清光绪《大清会典》，光绪朝宇宙厅、州、县的设立有1600个足下，其中县数1300余。

清代知州的官品高于知事，为从六品或正六品。厅与县同属“亲民”官，但厅官是同知、通判，官品为正五品、正六品。

清代文吏朝服等级封锁补子——正五品

清代州县官的职责险些兼容并蓄

清代名臣陈宏谋将“场地必要之事”列为田赋、粮价、桥路、民风、命盗、刀笔等近30项，其中最主要的是刑名、钱谷两大事项。黄六鸿《福惠全书》曰：“有司以刑名钱谷为重，而刑名较钱谷为尤重。夫钱谷不清，弊止在累民输纳。刑名失理，即至于陷东谈主人命。”刑名重在保管场地顺序，钱谷重在交纳国度钱粮。州县官职责要紧，但他们权力大演义法不同。中国古代行政中央场地一体化，场地是中央的蔓延，行政终端的知事为“七品微员”，与武官“守备”、京官“通政司资格”“太仆寺主簿”并吞级别，事必上达申详。

“明主治吏不治民”，对州县官的监管和问责关乎政事枯荣。清军入关前，问责官员由刑部拟定，皇太极酌定。入关后官员数量激增，帝王一东谈主难以搪塞复杂场所，于是参考明朝轨制，法律讲授文吏先由吏部议处，犯轻罪不交刑部，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处。刑部处理要道较为复杂，由吏部决定就简化了要道，提高了问责效果。吏部考功清吏司“掌文职官之刑事包袱与其议叙”，主导问责州县官。清末官制窜改时吏部赈济不大，到1911年包袱内阁“吸收吏部印信文献，分别归并”，特设铨叙局，掌管文吏考查、刑事包袱和问责事宜。吏部问责州县官的法规十分周详，其主要依据是《钦定六部刑事包袱则例·吏部则例》《大清法规》《大清会典》等。《大清会典》法律讲授“凡官交部者，王人按条以定议例”，一般情况下多依据《吏部则例》的条例。但“无正条则引律”，即《吏部则例》找不到依据，则参考《大清法规》。清律“无正条则比议，无可比则酌议”，即《大清法规》找不到明文法律讲授，则参考干系的案例，莫得参照的案例就酌情照管，临了由“特旨定拟”，造成新的法律讲授。因为问责州县官也要场地大吏参与，于是各省又出台挑升的“省例”，即本省领域内推论政务的法规，如《江苏省例》《西江政要》《晋政辑要》《治浙陋习》等，王人以会典和中央各部则例动作依据。

清代何如问责州县官员？

监管和问责州县官虽由吏部主导，但具体参与者主要仍是场地督抚、两司（布政司驾御全省民政钱粮，按察司驾御司法刑名）息兵府，他们既是州县的上级，亦然问责的主体。“参劾州县，例由两司、谈府揭报”，司谈府揭报后督抚随即参劾，吏部依据督抚上报裁定。谈员本由都察院派出，监察多少府州县，宇宙设15谈，自后增多为20谈。谈员践诺上也参与场地政务，具有场地行政职能。还有一种为盐谈、粮谈、河谈等，因事而设，与州县经济关联颇多，也连带问责州县官贪腐。在刑名问责方面，知府每月监督州县刀笔号簿，谈员将州县刀笔简况呈文两司，并申详督抚。雍正朝以后推论密折轨制，谈府以上官员还不错径直向天子检举州县官。

州县官大多由上级或非践诺系的高档官员保题，他们都有推荐连坐包袱和问责条款。勤政的天子有时也问责州县官，出奇是雍正，经常独揽密折和引见来问责和鉴识州县官。如江西高安县知事郑勋辞退开复引见时，雍正以为“东谈主泛泛，着以主事试用”。任克慎本签选福建顺昌县知事，雍正引见时以为“其东谈主甚属庸劣”，特旨改任河北元氏县简缺知事。任克慎到任后苛派自费，雍正以为这是对他“心胸怨望”，“着交与该督等严审，从重治罪”。

遭受救援苦难、修建工程、审理要案等大事件时，天子常派遣重负在身督办，他们对场地州县也有问责权。此外，乡绅和社会舆情也会股东对州县的问责，出奇是群体性事件，往往偶然倒逼上级问责州县。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山西万泉县知事施宏任莫得落实好免征策略，听凭书役催征钱粮，导致百余东谈主聚闹县衙堂口。朝廷严拿闯祸者，同期也将施宏任奉命审理。像晚清有名的杨乃武小白菜案，由于《呈文》和乡绅的股东，余杭县知事刘锡彤最终被流配充军。

被问责判罪的州县官若有冤屈，可到吏部和都察院抗辩，也可到通政司“叩阍”申冤，然后再由吏部查核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定规：“嗣后谈府以下知事以上各官，有着实冤抑被参降革者，仍令赴都察院具呈。”谈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即有州县官到都察院上告的事例。那时山东阳信县知事恩福照例下乡催粮，因花户恐吓田户自戕，恩福被山东省奉命查办。恩福抗争，屡次条款重审，并指使女儿前去都察院为其申冤。谈光以为他“逞刁渎诉”，因为若翻案，按律山东方面干系主座会因此获罪，仍保管原判。

都察院还不错审查和改判。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年），河南新郑县知事赵成嗜酒浪漫，导致政务废弛，又有贪赃前科，辞退后吏部准其捐规复职。都察院复查后以为赵成属于“私罪”，不在捐复领域内，吏部办案堂司各官均被移交都察院议处。

问责后有哪些惩处措施？

辞退以上的重惩，如笞杖、充军、极刑等，已超出行政处罚限制，一般交由刑部办理。吏部问责，“轻曰察议，重曰议处，又重曰严加议处”。吏部问责又区别公罪与私罪、无可非议与咎无可逭等情况。“公罪”为因公务获罪，如失策家东谈主和下属等，刑事包袱较轻。“私罪”为因私务获罪，如徇庇属员、贿赂退让，则从酷刑事包袱。有时公私罪以进程大小差异，如对于设备田亩问责，“州县官开报新垦地亩，以多报少，以少报多，或不将地亩之新旧、荒熟分晰瓦解，以致有预征、漏征等事者，俱降一级调用，公罪”；“场地瘠土未开，捏报已开，及将垦过熟地捏称新垦者，州县官辞退，私罪”。

对于公务中的较小不实，则需“记过”，不列入细密的“刑事包袱之法”。如福建省法律讲授各府厅州县自理刀笔，控告之日起20日限内不行审结，每案记过一次。展限20日还不结，再记过一次。记过一次罚银20两，记大过罚银40两，“苦缺”罚银减半。为饱读舞悛改，行政刑事包袱又有将功抵过的法律讲授。清代官员行政奖励有加级（官衔级别提升）、纪录（至极于功劳簿）的法律讲授，如州县官查出逃税田亩200顷以上，纪录一次；600顷以上，加一级。这些功劳不错对消因“公罪”导致的左迁等处罚。

与州县官干系的老例性问责，则是吏部三年一次的“大计”。明清时辰对京官父母官进行考核，明代六年一次，清代康熙以后改为三年一次，京官考核谓“京察”，州县以上的父母官大考为“大计”。大考官员的依据是“四格八法”，以四格叙功劳，以八法定刑事包袱。四格为守、才、年、政，八法为贪、酷、不谨、轻浮、疲软、才力不足、大哥、有疾。因“贪”“酷”随时可参劫，三年依期大考则为贪、酷之外的其余“六法”。大计的惩责为：不谨、疲软者辞退，大哥、有疾者休致，才力不足者降二级调用，轻浮者降三级调用。考核优秀的则为“卓异”，进步契机多。州县官的大计，由府、谈、司层层汇送督抚，再转达吏部。晚废除京察大计外，又增“年终密考”以及按季考核等不依期考核。

州县官主要职责是钱粮刑名，行政问责也主要在这两方面，其中钱粮受罚案尤多。催征钱粮（田赋）是州县官的热切职责。各州县开征钱粮必须限期到户部完满，迟报一月罚俸三月并辞职，迟报八月降三级调用。州县官征收钱粮欠缺十分之一，降职一级；欠十分之二，降职二级。罚俸左迁后还需“戴罪催征”，欠十分之五以上辞退。出奇是在钱粮贫穷的江南地区，拖欠田赋严重，州县官视任职为畏途。征收钱粮也生息“重耗”、匿灾、虚报设备田亩等各样贪酷犯罪。清代州县官俸禄低，一般默许他们特地加增食粮税，即所谓“耗羡”，在雍正“耗羡归公”窜改前，重耗打劫更严重，有的州县以致多收一倍以上田赋。遇水旱灾害，朝廷本有免征的策略，但免征就意味着州县官无法获取“耗羡”，有些贪官就潜藏灾害络续征收。设备田亩是升官的治绩探究。有些州县官虚报垦亩，将虚增的田亩钱粮分担给所辖地主。纳税经由中的贪酷过分行为，往往会激勉民变，这就会倒逼问责州县官了。

与钱粮干系的粮仓耗损亦然州县官问责的常见问题。州县粮仓一般指“常平仓”，秋收粮多时买谷储存，春夏粮少时卖谷，出粜定规为存七粜三，如遇凶年或地湿不宜久储，则可揣摸办理。设常平仓主如果为平抑粮价，治理食粮贫困问题，饥馑时可开仓救援。粮仓耗损款式无边，除官亏吏蚀外，“民欠”（即地主拖欠）亦然热切要素。雍正年间通查福建省粮仓耗损问题，涉案州县官许多。台湾府除外，福建内地州县官凡涉仓库耗损者一律辞退，仕进尚好、仓库无亏的县令仅剩下10余员，这仅存的10余位县官都被交错调用，以防他们挪借舞弊来掩饰仓储。因州县官不够用，惟有在附近各省调员来福建任职。

州县官的刑名问责主如果命盗案的处理。“命盗案”包括凶杀、剥夺、强奸、迷惑、邪教、贩私盐等大案，州县官进行初审，天然无权判决，但必须参与捕快、缉捕，问责严厉，不敢怠玩。如盗劫案发后，州县官须会同营汛搜检，飞快取供。若未亲往搜检，应予辞退刑事包袱。窃案赃至百两银以上者、命案凶手在逃者，限六个月缉捕，州县官限内不行捕获罚俸六个月。竖随机方团练是拒接命盗和社会治理的热切措施，州县官如果奉行不力，要降二级调用。

对于州县官对民间刀笔类案件的职责，《清史稿》谓：“各省户、婚、田土及笞、杖轻罪，由州县完满，例称自理。刀笔每月设立轮回簿，申送督、抚、司、谈考察。巡谈巡历所至，提簿查核，如有未完，勒限催审。”对于户口、婚配家庭、荒原产权一类案件，由州县官“自理”，但每月需将案件簿册上报，谈员还要查核督促。雍正朝昔日并不饱读舞州县官禁受这类民间词状：“民间词状，虚妄者多，一概禁受，必启刁民误会健讼之端，此风断不可长。”但乾隆朝以后，这类词状增多，朝廷运行催促父母官实时审结，并强化干系监督条例。但处理刀笔类案件与州县官的考核关系不大，州县官对自理刀笔持不振格调。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“京控”窜改，这类户婚田土讼案当事东谈主不错越级来京控告，州县官的审案职责天然也强化了。至于单纯的钱债纠纷类案件，即所谓“细故”，州县官很少裁判。这类民间细故在明代由“老东谈主”处理，清代莫得老东谈主办讼制，呈控州县的细故茂密，州县官一般条款当事东谈主依据民间条约协商妥协。清末新政窜改后，州县设审判厅、检察厅等司法机构，司法与行政分立，刑讯轨制被覆没，传统的州县刑名随之大转型。

行政问责和惩处较前代严酷，生息了一些治理问题

清代对贪贿处罚力度加大，《大清法规》法律讲授与“常东谈主盗”持平，较《唐律》《明律》更重。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曾法律讲授侵欺三百两官员按律处斩，因过于严厉，后改为左证侵欺数量从新定。钱粮刑名外，州县官的问责领域很广。由于处罚条例太多，州县官足下为难，“左顾则罚俸至，右顾则左迁至，足下顾则辞退至”。据《上谕档》统计，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至十一年（1806年），文武职官被参292东谈主，其中知事、署知事共167东谈主，占57%。可见州县官受处罚的比例最高。

由于定规过严，隐私、费解的情形较为无边。因为州县官的问责和考核权主要由督抚和两司把抓，于是挑升团队“州县省友”“坐省家东谈主”常驻省城，与两司的书吏、幕友疏通、合营钱粮刑名等各项事务。这种体制外的非细密运作使州县隐私了不少处罚，一定进程上也简化了行政要道，提高了服务效果。督抚处罚州县官时，大多先严后松，题参立案后追责络续对，经常罚俸左迁了事。不少谈员也不严格推论守护州县的职责，乾隆朝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说分巡谈搜检州县刑名号簿时费解：“州县率多任意延搁，或将号簿藏匿，各样蒙混牵累，王人由巡谈不实力检察所致。”州县官平时政务吃力，财力东谈主力有限，对多数的刑名案件处理往往避重逐轻。如州县每月上报的自理刀笔不外数件，泄露是瞒报或少报，以走避职责和问责压力。至于钱粮和经济类案件，如州县官离任、上任吩咐财务以及粮仓挪移耗损等，更是条理纷纷，难以严格问责，以致问责上级纳贿串连舞弊的款式也时有发生。

吏治废弛影响朝政相识，有动作的天子往往也进行畅通式整饬，出奇是雍正以严厉著称，雍正说：“乃有庸懦窝囊之督抚，间有参劾。每向东谈主云：我若不参，恐非上意。又恐他东谈主参劾，于我未便。”由于州县官被参辞退甚众，一些场地行政以致不行平时运作。乾隆朝前期也经常严厉整饬。到嘉庆朝时，由于吏治相沿已久，天子严饬也难以见效。谈光咸丰以后，尽管朝廷有时也重拳打压，但吏治大势徒劳无力。总体而言，畅通式整饬与老例性运作集结拢，州县官问责制大体偶然贯彻。但由于州县问责制过严过细，在践诺推论时变通较多，法外的潜法律讲授束缚生息。清末行政窜改难以改良旧习，在场地治理的谈路上规范维艰。

（作家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想主见学院栽种、博导王志明。原文刊发于《东谈主民论坛》杂志2025年第8期，内容略有删减）

图片着手：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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